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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人工智能开始对人们的生活产生覆盖性的影响，而疫情时期特殊的社会生活状况，也使得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体量介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城市和乡村的运转与治理，小到人们手上的一部手机，人工智能作为某种技术性“实在”，确确实实拓展了人类生活的界域，实现了“人的延伸”。

这一“延伸”也渐渐进入到人的复杂心智活动中，进入到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领域。在文学创作方面，人工智能已经开始被用作辅助工具。通过分析大量的文学作品和语言数据，人工智能能够生成自动文本，甚至可以模仿特定作家的风格和语调。这种自动创作的能力，既为文艺创作者提供了灵感和素材，也引发了关于文学作品的原创性是否可以被替代、被复制的讨论，背后关联的则是文艺创作者的主体性如何自证、其传统的合法性又如何遭遇危机的问题。人工智能是否可以创作出真正具有情感和灵魂的文学作品？它如何与作家的独特创作过程相互作用？这些问题引发了对文学创作本质的深入思考。

在文学批评领域，人工智能的运用也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传统的文学批评主要依赖于批评家基于内在心智活动的判断和分析，而人工智能能够以其强大的数据处理和识别信息的能力，对文学作品进行全面的计算分析。它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作品中隐藏的模式和主题，揭示作者的意图和风格，甚至可以预测读者的情感和反应。这种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文学批评方法，对传统的文学批评工作方式构成了全新的挑战。

6月24日，由同济大学中文系主办的同济青年人文论坛第八期“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在同济大学逸夫楼举行。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高校及相关研究机构的青年学者以及青年作家、批评家共29人，就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文学活动等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讨。论坛由刘祎家、丛子钰、陈昶共同召集发起。

作为一线的文学工作从业者，置身于轰隆而来的数字时代的高速列车上，人工智能带来的新机遇和新可能可谓是切身的，而与之相伴随的新挑战又可谓是凌厉的。青年学人们期冀能在共享的问题情境中碰撞出新鲜的思维火花，耕耘出一片新的思想园地。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师胡桑以“混合的影像与记忆的召唤技术”为题，梳理人工智能时代两大变化：世界影像彻底数据化，人类记忆彻底外置化。前者让写作者失去材料和源泉，后者让写作者失去情感和想象，写作成为数据存储与组合。他认为，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写作应当重新思考影像的意义，并调动影像，让影像通过语言混合、流动起来，召唤记忆的潜力，使记忆重新内在化。

科幻作家陈楸帆以“AIGC时代的科幻创作”为题，介绍自己借助AI模型辅助写作的创作实践，他认为人类作家与AI创作的过程没有本质区别，即都通过某个界面获取数据，甚至人类对数据的压缩、扭曲比例更高。他认为“元时代”应当引入不以人类为中心的思考框架，以便重新反思人与机器写作的边界与局限，探索人机共创的未来发展路径。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师战玉冰以“当福尔摩斯遇到ChatGPT”为题，将侦探小说诞生之初的神秘性转移，与ChatGPT时代神秘性从人类主体向人工智能的他者转移的趋势相对比，谈到“恶托邦”或“异托邦”科幻小说再度成为最流行的文学类型，指出侦探小说难以敏锐把握时代感觉结构的原因之一，在于侦探之于理性、科学的功利主义态度。

上海大学文学院教师王子瓜以“深度学习与电子游戏叙事生成模式的AI转向”为题，通过电子游戏“玩家叙事学”、“无限叙事学”的系列研究，指出人工智能领域的神经网络深度学习将电子游戏叙事学推向新阶段，他主张将技术转化为对既有规则的突破，创造更为丰富的叙事可能性。

《上海文化》编辑木叶以“人工智能与文学批评”为题，论及人工智能作为平台、媒介、工具等，其正处于生出自主性、主体性的临界点。他呼吁文学家和批评家保持紧迫感，人工智能是对人类智慧、才华的一次“祛魅”，而文学创作与批评正是要在祛魅中重新焕发光彩。